的,单位没有资格发奖金。要等到八十年代初,国家在企业中逐步推行利改税,才允许企业实行包括奖金在内的浮动工资制。电影厂推行奖金制应该是在1984年,也就是说要等到1984年,秀影厂才有资格发奖金。现在就算秀影厂在有钱,也不能发奖金,因为这是国家的钱,不允许乱发。
劳动服务公司不属于国企,是秀影厂下属的集体企业,现在又被许望川他们承包,发不发奖金,发多少奖金,国家不会干涉。劳动服务公司发奖金完全是合法,不存在任何问题。只是劳动服务公司发了奖金,如果秀影厂不发的话,秀影厂职工自然不干,肯定会继续闹。秀影厂最终决定从30万承包费里拿一部分出来,按照工资等级,给厂全体职工都发放奖金。
按道理来说,这事应该到此为止,大家都拿到了奖金,应该是皆大欢喜才对。许望川万万没想到在发完奖金后告状信非但没有减少,反而更多了。他拿告状的人没办法,也不知道是谁告的状,唯一能做的就把几个拿到奖金后到厂里显摆的员工叫到办公室臭骂。
讲完事情的经过,许望川满脸郁闷地道:“我们承包劳动服务公司后,他们有奖金拿,结果这些人非但不感谢我们,反而写告状信告我们,你说这叫怎么事啊!现在我彻底明白你为什么不让我给劳动服务公司的人开高工资了。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给劳动服务公司的员工发高工资,恐怕告状信早就寄到省里了。”
许望秋知道这样的事太正常,不要说普通企业,就连中科院的科学家都不能免俗。1980年中科院科学家陈春先到美国访问,被硅谷科技企业的蓬勃生命力所震惊。回国之后,他向上级建议中国应该搞自己的硅谷。随后,他跟几个朋友利用业余时间搞了个服务部。在创业第一年,服务部有了两万多元的收入,于是陈春先给大家每人每月发了15元奖金,并规定每人每月有7元的津贴。这事在中科院里溅起轩然大波,告状信如雪片般飞向上级部门。
中科院的科学家尚且如此,其他单位自然不用说,几乎每个单位都有这种人。他们看到别人比自己会赚钱,日子过得比自己好,心里就不舒服,就开始在背后说人坏话,向领导打小报告,甚至是无中生有,不把你搞臭搞倒,他就不肯罢休。
许望秋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,就算许望川刻意低调,这事也瞒不住的,毕竟到了年底,要交30万给秀影厂的。这笔钱一交上去,别人自然就知道他们赚大钱了,该来的还是会来。他笑着安慰道:“这事早晚都是会捅出来的,我们所有手续都是正规的,肯定不会有问题,早查早安心。我其他都不担心,就担心告状信一多,上级部门不让我们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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