涨到五块多一斤,几个月就跌了五分之一。(顺便一提,抗战期间的征购政策最恐怖时,政府以1毛钱的价格从地主和农民手里收购稻谷,到市场上就变成了5块钱一斤大米。这就是为什么农民纷纷把土地还给周赫煊的原因。)
如果国民政府不出昏招,法币是可以慢慢恢复购买力的。在抗战胜利之初,国府拥有600万盎司黄金,9亿美元法币,接收日伪产业折合法币10万亿元,还有美国的剩余援华物资约值20亿美元。
这些钱完全可以用来整顿税务,平衡收支,抑制通货膨胀。
然而国民政府怎么做的呢?
首先,国府将汪伪政权发行的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比值定为200:1,也就是说200中储券只能兑换1法币,严重低估了中储券的购买力,直接让沦陷区的老百姓资产缩水200倍。
沦陷区的老百姓盼星星盼月亮,终于盼来了抗战胜利,然后突然发现自己成了穷光蛋。
于是乎,中储券变成废纸,人们排队兑换法币,抗战大后方的法币疯狂流入沦陷区,导致大后方居然出现了法币不足的情况。
国民政府发现法币不足,顿时大喜,加班加点的赶印法币,大量法币充盈市场,造成物价再次飞涨。抗战时期没有彻底崩坏的法币,居然在抗战胜利后直接玩崩了。就拿首都南京来说,八个月内米价暴涨500多倍,法币已成废纸。
后来陈立夫总结国党失败原因,把锅都甩在宋子文头上,他说:“日本投降以后,收复地区人民自然欢迎使用法币,但财政当局宋子文竟规定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……一个富有的人经过这场战争,他的财产贬值了几百倍,这不是替共党铺路吗?我们已替共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。”
没人知道宋子文当时是怎么想的。
周赫煊优哉游哉的在重庆街头闲逛着,临近傍晚才回到周公馆。
“明诚兄!”梁思成和林徽因就住在周公馆内。
二人是去年秋天来重庆的,梁思成专门送林徽因来大医院治病。历史上,医生对林徽因病情的判断是最多能活五年,几乎不可能看到新中国成立。
结果两年之后,林徽因吃到了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,这才有机会参与设计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。
由于有周赫煊提供的磺胺帮助,林徽因的病情要比历史上好一些,但也好不了多少,她已经瘦得不成人样。
见到这夫妻俩,周赫煊笑着拿出一箱药品说:“英国最新研发的特效药链霉素。”
“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?”梁思成又惊又喜。
“没错,”周赫煊又拿出注射器说,“肌肉注射,你先给徽因打一针吧。”
链霉素是瓦克斯曼和萨次发现的,萨次是瓦克斯曼的学生,并且是链霉素的主要发现者。瓦克斯曼忽悠学生萨次把专利交给学校,然后撇开萨次找学校分享专利权,随即又联系制药公司研发药品。
历史上,这款新药在1944年就通过了临床试验,并于1945年正式发售。
但现在却有些不同,萨次在知道自己上当后,立即联系周赫煊的皇家制药公司,只要帮他打赢官司就授权皇家制药厂生产。扯皮官司足足打了大半年,由于专利权所属不明,链霉素也被法院勒令暂时不准生产。
无奈之下,大家只能私下和解,由两家制药企业共同获得专利授权,而瓦克斯曼和萨次则各占有20%专利,剩下的60%专利归学校所有。
直到周赫煊离开英国的时候,链霉素都还没通过临床试验,足足在香港等了两个多月,港英军政府的官员终于把药品带过来。
现在链霉素在英国都没普及,中国人更是听都没听说过,林徽因提前两年用药估计能多活好几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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