守的政治立场,众人无可避免的互相疏远、对立,再也不复当初的亲近。
这就是为什么马日磾与杨氏等人一开始如胶似漆的团聚在皇帝身边,到后来却分道扬镳、互相算计的缘故了。他们对皇帝本人不是不忠、对同僚的德行不是不敬,仅仅只是秉持的理念、坚守的利益不一样罢了。
“农桑乃朝廷之要、农殖为生民之本,理应专重,而眼下却多言铸币之便。臣以为,即使现行小钱败坏钱法、扰乱市价,朝廷宜议良策处之,但也不该矫枉过正,有失所重。”杨琦神色肃然,抬眼环顾四周,宣室殿里坐着的尽是录尚书的三公、专管其事的九卿,包括他还有两个平尚书事、算半个宰辅的侍中。
这么大阵仗在以往都是用来讨论决定事关国运的政务,可现在为的却是议论铸币这种次要的事情,这传出去势必会将铸币这一项政务抬升到一个不该有的高度,甚至有可能盖过朝廷对农桑的重视程度。要知道在去年,皇帝议立屯田、重兴农桑的时候,也不过是召集了这些人而已。
所以在杨琦心中,皇帝完全可以单独唤相关臣工、或是诏命群臣议论,犯不着郑重其事的把宰辅们都叫过来,就好比后世为了讨论是否让钱币贬值而专门召开常务会议一样,实在有些小题大做。
杨琦刚才刻意做出这么个扫视众人的动作,用意也是十分的明确直白:“孔子曾言:‘割鸡焉用牛刀’,臣请陛下思之。”
跟外表正直、内里圆滑的执金吾司马防相比,杨琦才真正算得上的是耿直强项,即便如今杨氏因为黄琬的黜退而遭受波及,杨琦依然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为朝廷打算,该说什么就说什么,绝不会为了明哲保身而委曲求全。
这就是杨氏子孙,这就是强项之辈。
马日磾虽与杨琦立场不同,但心里还是极为叹服对方的人品,此时抚须看向杨琦,轻轻颔首。至于董承则是不以为然,为对方耿直的表现而感到轻蔑,他心里想着,都这个时候了,保持沉默或是曲意逢迎不好么?非得耍强项的性子博取声名?
不过想归想,董承到底是没有插话,他看得清楚,在皇帝发表看法之前,自己最好在一旁察言观色。
“入春以来,朝廷连发数道诏书,督各地郡县务必以生民为重、农桑为要。此外,更有整修水利、推广新农具、开荒屯田等策正逐一推行,这正是专重农事的表现。”皇帝自然不会承认自己小题大做,他一脸认真的看着杨琦,说道:“如今百姓大抵安定,朝廷于去岁减免了税赋,今年百姓手中当有余财,正是为自家购丝做衣、添置农具之时,若是此时钱币不行、交易不畅,岂不是累及百姓?”
杨琦一愣,从没想到皇帝会从这个角度来辩驳他,他竟有些不知该答什么了。本想下意识的说百姓物物交易沿袭成风,可以直接让百姓照往常一样以物易物,可这样一说却又显得今天谈论的事情十分多余。
正在他组织语言的当口,皇帝接着说道:“我这半年在石渠阁浏览史书,发现但凡百姓叛乱,无不是贫苦无财的流民所致,鲜有家境殷实而造反的。管仲曾言:‘治国之道,必先富民,民富则易治也,民贫则难治也’。何也?百姓有了家资,就会为了保全家资而遵纪守法、安居乐业。而若是百姓贫困无财,便会铤而走险、生起犯禁之心,如此则难治。”
杨琦转过弯来了,迟疑着说道:“陛下的意思是,如今朝廷有诸多重农之策,百姓不愁生计。所以新铸五铢,是为了钱币畅行,使交流货物,充裕黎庶家资?”
“正是如此。”开元盛世的时候天下‘公私仓廪俱丰实’、‘九州道路无豺虎’、‘百余年间未灾变’,正是国强民富,从而大治无乱的缘故,皇帝鉴古知今,对管仲的理论深信不疑:“治国必先富民,然后治之。”
杨琦跟那些为了反对而反对、只知道索取声名的人不一样,他只不过是提出自己的意见与看法而已。如今皇帝说得算是在理,虽然没有直接回答召集这么多人来究竟是不是大费周章,但已经委婉的表示皇帝对铸币的看重,是值得让他召集这么多重臣商议的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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